李集雅（Tiziana Lippicllo）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
我们在威尼斯大学的前身——意大利皇家商科学院的一份公告中读到，“1891 年，在其他城市中，如果将校舍建在最繁忙的街道上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街道上马车的喧闹声、马蹄声、嘈杂的人声和人来人往时随风扬起的尘土，容易对学习产生影响与干扰，无论如何都会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而在这里，却不会产生上述的不便，因为我们的宫殿坐落在世界上最壮丽的运河——威尼斯大运河的拐弯处，这里拥有着深沉的平静，一种几乎不会被贡多拉小船的划桨声和汽船的短促嘶鸣声打破的平静，与威尼斯的宁静之美和它所拥有的如诗般的百年古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1845 年，威尼斯当地政府收购了卡·福斯卡里宫，并将其永久借给商科学院使用，该宫殿可谓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古迹，这座宫殿不仅被 18 世纪伟大的雕刻家和画家所描绘，如卡纳瓦里（Carlevarijs）和瓜尔迪（Guardi）；一个世纪后，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为代表的早期摄影师也曾用镜头记录下它的影像。当时年过80岁高龄的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Dogo Francesco Foscari，1423-1457年在位）设计并建造了卡·福斯卡里宫，处于病弱状态的老总督期冀通过该宫殿的修建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个人威望。1574 年，该宫殿被选作法国国王的官邸。通过两张照片可以洞悉该地的变化：第一张照片来自乔瓦尼·安东尼奥·卡纳尔（Giovanni Antonio Canal called Canaletto，又名卡纳莱托）拍摄的从卡·福斯卡里宫通向亚托桥尽头的大运河景观，这是 1728 年从大学一楼某个房间阳台的左侧视角拍摄而成。通过乔瓦尼·兹博利（Giovanni Zipoli）的近照观之，几个世纪以来一切近乎没有改变。我们从马可·波罗的遗嘱中了解到，波罗一行用他们旅行东方时所获得的财富购置了位于威尼斯圣金口若望教堂附近的房产，后来其中部分房产被用作威尼斯马利布兰剧院的剧场。根据《寰宇记》（Il Milione，又名《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当马可• 波罗的父亲尼科洛•波罗结束第一次东方之行（1261-1269年）返回威尼斯后，发现他的妻子已经去世，而他的儿子马可•波罗也己经15岁了。
当时威尼斯人的生活与贸易和航海息息相关，威尼斯城出现了许多异国的面孔，尤其是在当时的主要商业中心——里亚托地区。他们之中既有奴隶，也有商人，使用着不同的习俗和语言。年少的马可 •波罗作为商人的后代，很有可能学习过算术、拼读、度量衡计算等商业技巧，甚至还可能研究过一些荒诞或虚构的旅行故事，包括与亚历山大大帝相关的传说，或许正因如此，在他的游记中经常会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在热那亚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时代，两个海上强国相互对峙。1255年至1270年间，两国在十字军王国耶路撒冷沿海地带的阿克里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阿克里曾是来自于安科纳、佛罗伦萨、比萨、卢卡、伦敦等地的银行家和商人们的重要活动中心。最终，雅格布总督之子罗伦佐•提也波洛（Lorenzo Tiepolo）率领的威尼斯舰队洗劫了热那亚地区并击败了热那亚海军分舰队。热那亚与希腊城邦尼西亚结盟后，希腊新皇帝迈克尔•帕莱奥洛古斯（Michael Palaeologus）决定消灭东方的拉丁帝国，从而取消威尼斯在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的特权。1261年，希腊皇帝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很可能也正是于同一年离开了君士坦丁堡。1270年8 月27日，在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返回威尼斯后不久，并再次启程前往东方之前，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克雷莫纳签订了和平条约。1270年至1290年间，威尼斯取代了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方原材料（葡萄酒、蜡、油、蜂蜜、棉花、羊毛、皮革）的主要市场，并成为了加工这些原材料的制造中心。威尼斯其他传统贸易商品有：奴隶、香料、丝绸、佛兰芒纺织品、铁、来自威尼托内陆的木材以及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小麦。波罗三人在再次启程前往东方的途中，才得知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当选的消息。他们的这次冒险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最后取海路返回了波斯湾，到达了土耳其的特拉布宗。当波罗三人重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发现所有人都已不认得他们了，因为“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使他们身心俱疲，容貌发生了改变，脸上甚至具有了某些鞑靼人的特征，他们几乎忘记了怎么说威尼斯话，身上穿着破烂的鞑靼人服装。”三个威尼斯人得到了大汗所赠予的纯金令牌，这些令牌最终归属于马泰奥·波罗，正如他在遗嘱中提到的那样，他的遗产中包含了“鞑靼大汗所赠予的三块金牌……”。
大汗为何对这三位追随者如此信任？波罗一行首先到达了阿卡（Acri），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从基督墓穴中的灯里提取的圣油”，这是忽必烈“因为他的母亲是基督徒”而要求他们带回的。在到达莱亚斯（Layas）时，他们得知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当选的消息。随即，他们返回了阿卡，新教皇在那里给他们下达了旅行的指示，并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士与他们同行，这两名修士具有在遥远地区行使教皇权利及任命主教和牧师的资格。后来，出于对亚美尼亚战争的恐惧，两名修士返回了阿卡。马可•波罗在1271年至1295年间的惊险离奇经历促成了世界名著《寰宇记》（Le Devisement du Monde），该书在意大利被命名为 《百万之书》（Il Milione）。波罗三人取道陆路，穿越亚美尼亚和地中海东部的鞑靼国家，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帕米尔，到达喀什噶尔（今：喀什），然后从那里穿过鸭儿看（今：叶城）、忽炭（今：和田）和罗卜（今：若差），到达沙州（今：敦煌），最终到达了中国北方。在中国北部，大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用节日般的仪式欢迎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方式很感兴趣。忽必烈被马可·波罗的聪明才智所折服，委任他在中国执行诸多任务。忽必烈想把马可·波罗派往的都城中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马可·波罗“通晓四种语言且精通这些语言的拼读与书写”，这四种语言可能是波斯语、蒙古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但与蒙古皇帝一样，马可·波罗似乎是不懂中文的。马可·波罗书中的契丹并不是大辽（公元960-1129年）所建立的契丹王朝，也不包括南部的蛮子省。事实上，蒙古人在攻占北京60多年之后才征服了蛮子地区。大汗曾多次派遣马可·波罗前往行在（今：杭州）并委以重任。据说，他曾在扬州当了三年的官。马可·波罗游历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包括皇城汗八里（今：北京）、京兆府（今：西安）、成都府（今：成都）等地。行在是南宋的都城，“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最尊贵、最富有的城市……当三位外国人回到家乡后，把行在描绘成了一座天城，并十分渴望能够故地重游”。马可·波罗对行在庞大的人口感到十分惊讶，说城中约有一百五十万个家庭。自1138年起，杭州成为了南宋的首都，马可·波罗描写了杭州有一万二千座桥，城中的道路与运河宽阔且通畅，方便居民运输货物。11世纪初，杭州便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海上和河流贸易中心。
《马可·波罗游记》向我们描绘了马可·波罗眼中的东方世界。从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和马西亚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所保存的文件中，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到马可·波罗的生平及他的家庭。因此，今天我想在此提及关于他的大女儿凡蒂娜·波罗的精彩故事。1324年1月8日，马可·波罗在位于圣金口若望区的家中去世，从他的遗嘱中人们发现，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凡蒂娜、莫蕾塔、贝蕾拉成为了他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除此之外，遗嘱的其他内容并不多。凡蒂娜的丈夫布拉加丁急于分割遗产，于是草拟了一份马可·波罗的遗产清单。最终，布拉加丁得到了马可·波罗三分之一的遗产，但却从未告知他的妻子这些遗产的去向。凡蒂娜在40年后声称：“为所欲为的马可·布拉加丁从未向凡蒂娜夫人出示、退还或归还上述的三分之一遗产。”凡蒂娜和她的文夫曾多次因为遗产年议而寻求公证员的协调，从当时保留下来的公证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夫妻之间关于遗产的各种争执和诉讼。1354年，凡蒂娜第二次向法院申请评估她应得的份额，计算遗产中的银币、器皿、麝香等物品的价值。两年之后又申请了一次，但布拉加丁自始至终都并没有配合过。马可·布拉加丁去世后把资产委托给地位仅次于总督的圣马可检察官们进行管理，凡蒂娜请求检察官归还属于她的三分之一的遗产。检察官否定了凡蒂娜拥有这些遗产的资格，同时也否认了她所出示的遗产清单作为证明文件的价值。后来法官听取了双方的证词后认为凡蒂娜所提交文件，包括遗产清单、三姐妹之间的遗产分割凭证及其丈夫的遗嘱均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他们同意了凡蒂娜的申诉并裁定圣马可的检察官们必须将属于她的三分之一的遗产等值归还给她，包括这些遗产在被布拉加丁占有期间所产生的既有利润，直到布拉加丁的义务履行之后，才能对其遗产进行重新评估与出售。（以上内容被记录在1366年的一份长达1米多、宽53.5厘米的公证书中。）
1366年7月12日的威尼斯总督宫里，法官马可•丹多洛（Marco Dandol）、乔瓦尼•米歇尔（Giovanni Michiel）和纳塔雷·戈佐（Natale Ghezzo）与一名法院公证人和三名皇家官员一起出现在法庭上，他们被要求对管辖区内的这个案件作出判决：归还属于当时已是寡妇的凡蒂娜夫人的财产。凡蒂娜夫人在她的律师的陪同下出席现场，她被要求说明从其父处继承的作为嫁妆的遗产。于是，她宣读了随身带来的两份文件并当庭出示，列举出了以下物品（见图1）：
图1
从清单上可以看出，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不少物品，如两件带有“中国工艺”的产品、来自中国的血红色丝绸，以及在中国作为权力象征而赠送给随从的令牌；还有绣着“奇怪动物（龙）”的丝绸帷幔。此外，清单中还出现了一些要作为嫁妆赠送给女儿的日用品，也是这类文书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物品，如床、大型精美的床单、桌布、
洗脸盆、各种型号的胡桃木箱子（抽屉、储物箱、小箱子）、能够在炉灶上使用的锅等。从数量上看，这是一笔可观的遗产，但最重要的是这其中包含了许多特殊的物品：一袋大黄、琥珀、芦荟和麝香（制造香水的基础材料），用金线加工的、带有玫瑰和奇怪动物图案的丝绸和亚麻绸缎，以及用“中国工艺”和“鞑靼工艺”制作的布料和物品。金色令牌是什么？从马可·波罗的叔叔马泰奥•波罗的遗嘱中以及马泰奥与神父尼科洛一起编写的东方旅行向导中，我们能够得知马泰奥要求公证人将鞑靼大汗赠予的三块金牌交给了他的女儿们和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谈及了这些令牌：“当大汗得知尼科洛、马泰奥和马可三位大臣要离去之后，命人把三人叫到他面前，给了他们两块金牌；并告诉他们可以在他的疆域内自由通行，可以在任何地方购买他们所需的和家人所需的物品；大汗为他们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艘都有四根桅杆，大都挂着十二张帆。”1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令牌，波罗三人才能够在大汗的帝国中畅通无阻。
我之所以要讲述马可·波罗大女儿凡蒂娜的故事，是因为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大胆地与圣马可的检察官们进行对峙并最终获得了胜利，得到了与她应得的那部分嫁妆等值的金钱。在其父亲的财产清单中，提及了许多来自于中国的礼物。可惜的是，凡蒂娜从见过真正的中国。在元代，唯一一位居住在中国的意大利女性可能是多米尼克·德·伊利翁尼的女儿凯瑟琳，她于1342年6月在扬州去世，是中世纪时期唯一居住在中国的意大利女性。凯瑟琳是热那亚人，和马可·波罗一样，她也出身于商人家庭。1333 年的一份文件中记录了她的父亲曾与其他商人一起在东方生活过。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在扬州发现了凯瑟琳的墓碑，坐落在其弟安东尼奥的墓碑旁。凯瑟琳墓碑上的装饰，尤其是墓碑上与墓主人同名的基督教圣徒凯瑟琳殉道的场景，无疑出自于中国艺术家之手。画面中描绘了圣徒凯瑟琳被迫害者用轮子碾压、被斩首和被安葬在天使环绕的墓穴中的故事。凯瑟琳之弟安东尼奥的墓碑上则描绘了末日审判的画面。
卢卡•莫拉在著作《热那亚和东方：13-14世纪期间丝绸之路上的意大利商人》中评价道，“显然，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一名商人，还是一名高级官员。这一点，从他所拥有的通行证——金色令牌就可以得到证明，这块金色的令牌在马可的女儿凡蒂娜所递交的遗产清单中被提及。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与父亲和叔叔一同出发前往东方，在中国生活了24年，直到1295年。1324年，70 岁的马可·波罗在立下遗嘱后去世。”马可·波罗是一位富有的人。由他口述、由小说家鲁斯蒂谦诺（Rustichello）执笔的《寰宇记》成为了一本畅销世界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阿勒桑德罗•马尔佐•玛尼欧在《威尼斯：海洋与陆地的历史》中提到，“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一名商人。第一个印刷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出现在纽伦堡，在这个版本中，马可·波罗被描述成一位吟游诗人、一位宫廷诗人，而不是一个旅行商人。”波罗一行开辟了十三世纪下半叶通往中国的道路，在他们之后，尽管路途遥远但中国成了意大利商人可以到达的目的地，商人们东方之旅伴随并支撑着传教士们的传教进程。1291年，（热那亚或威尼斯）大商人皮耶特罗•德·卢卡•龙戈（Pietro De Luca Longo）陪同教皇任命的第一任大主教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前往开拓北京天主教教区。1305 年，龙戈买下了一块土地献给大主教用以建造天主教教堂。中国是当时意大利商人竞相前往的地方，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 在他于1330-1340年间编写的中世纪商贸手册中，为商人们的契丹之行提供了许多建议。他建议商人们要从塔纳伊斯港出发，到达乌尔根奇（Urgenk）后，途径阿力麻里（Almalik)、广州（Kanchow)、杭州（Quinsai)，最后到达北京，因为该路程用时不到三百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路上都十分安全，也常会有其他商人结伴同行，在这条路线上往来的商队人数有时甚至超过60人。他建议商人们在出发前要留蓄胡子，携带翻译和仆人随行，而且要带上至少一名女人。商人们只需要准备咸鱼和面粉作为食物，因为其他的东西在路途上都能顺利购买。
当时前往东方和中国的旅行者们还随身带了哪些其他物品呢？他们带上了各种可以出售且占用空间较小的珍稀货品、亚麻布类的珍贵织物、威尼斯水晶珠宝等。例如，1338年，商人安达洛·达·萨维尼翁 (Andalo da Savignone）便要求威尼斯元老院允许他购买威尼斯的水晶珠宝，用来赠送给北京的大汗（元顺帝）。威尼斯商人皮耶特罗·维利奥尼（Pietro Viglioni）1263 年 12 月在大不里士写下了他的遗嘱，遗嘱中列出了一些带到东方的物品：“一个双层棋盘和用水晶、银、宝石制作的棋子；一个由水晶、碧玉、银和宝石制成的马鞍；一个带银嘴的玻璃容器；一水晶杯、两个水晶银质烛台以及伦巴第和德国帆布。”
意大利始终致力于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与肯定文化交流的价值，以实现整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最后，我希望引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马可·波罗和一些威尼斯旅行者的简短介绍，“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多读书，也许阅读马可·波罗的游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来看待世界。”
注释1: 《马可·波罗游记》，Einaudi出版社，1954（2005）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