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关系的星辰大海》，也就是说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是非常生动、非常具象也非常丰富的，正是回应了“星辰大海”这么一个词。我想在座的年轻人，想具体问一下，在你们的脑海当中，国际关系的“星辰大海”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先搁置在大家脑子里边不展开，我想讲我自己的体会。在2022年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中国宇航员王亚平以校友的身份祝同学们拥有更加明媚的明天，例如宇宙中的星河灿烂。王亚平在发言时说，“我走出天空空间站，置身浩瀚宇宙之时”，她又体会了一把当年从北大毕业的激动，“当我从飞船回望地球的时候，那种震撼的美深深的吸引了我，也让我思考如何超越自己。”我在现场聆听，看着了不起的航天画面，不由得想，中国人在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多么伟大的征程，同时也深切地感到如王亚平讲的，一如宇宙中的星河灿烂的背后，有着多么了不起的精神托举，这是一种精神气象的传承。这种精神气象的传承，确实是中国文化跨度近两千年。两千年，这是道时间长河。如果我们从一首古诗，确实也是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某种精神气象或者是大精神气象的古诗，我们来看一下曹操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高山大海，激发人的忧思。古今中外，明天存储。在50年代，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北戴河》，诗里边有这么几句：“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从毛泽东到王亚平，现代人穿越时空去寻找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新城，这首《观沧海》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再举一首英文诗，它的诗名叫作Dover Beach（《多佛海滩》）。它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
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
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
《多佛海滩》是一首长诗，它的作者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教育、思想家和评论家。他在19世纪，大概19世纪中叶写的一首Dover Beach。我读得很晚，我应该是在另一位20世纪的学者Amartya Sen（阿马蒂亚·森），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已经有很多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印度裔的英国学者，现在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作教授。画面当中是2016年，我到波士顿和他、和他的夫人一起见面，当时他请我。这时间也很有意思，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天，我记得他看到我就说：“唉呀，这个世界以后就不太平。”那么他呢，在2000年给我一本书，叫作Identity in the Violence，这本书也有中译本。那么我呢是在他自己写的就为自己的书写的序言当中，他引用了这个《多佛海滩》，尤其是最后一句，“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暗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这个里边我觉得关键词是 “ignorant armies”，就是“无知的军队”。我觉得在诗里或者句子里边都含有对人类命运、人类经历的深思，但Amartya Sen他是一位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但是他的学问已经现在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再来考虑政治、伦理、文化等等，我不展开讲。不同的文明产生了各自的名篇，有各自的星光灿烂，人类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人类永远抱着希望、带着困惑，当下发生在欧洲的乌克兰危机，又一次提醒我们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如果要更深入地讨论地球上不同区域、纹理、人群中的秩序问题，需要太多的学问和篇幅，今天不可能展开讲，我只是聚焦在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国际秩序问题，这种秩序形成、发展是要从近代欧洲开始的。前一位发言者威尼斯大学校长就把欧洲的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前的一段历史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跟我这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很好的背景衔接，让我走得更快一点。
16世纪欧洲的转型和“世界”的懵懂。我给“世界”打了一个引号，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里边，尤其马克思本人对“世界”的阐述是非常深刻和丰富的。我们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16世纪欧洲的转型是有很深的背景和非常广的需要了解的知识，我们有兴趣可以做功课。但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介绍一下，就是欧洲在16世纪以后，因为它是分散的，许多邦国互相之间争斗不断，领主们、君主们都要抢自己的地盘。那么到了17世纪，1618-1648年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比我们当下感受的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深重灾难大得多的危机了，就是三十年战争。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我不展开讲它的进程，我只是点一下。到了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有一位著名的德意志人席勒，他想到这个欧洲曾经出现过这么残酷的、整个欧洲大地啊太苦了。所以他有一本专著就叫《三十年战争》。我引用一下席勒的原话，“所有的人不例外的都是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唯有伟大的灵魂才关注远处的善事，千万张嘴千万次得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当成是上天的善举。”席勒在书的最后用一段文字讲，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是开了威斯特巴利亚和会的，他以这个文字写的，我觉得当下来体会也还是很有意义，就是人们要停止苦难，那要谈，谈要有出思想，那么怎么才能实现？他有这么一段文字，“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内容应该另成篇章。因为毕节以威瑟法利亚命名的、著名的不容践踏的神圣合约，是一项巨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个艰难、昂贵和持久的政治艺术，需要克服无休止的障碍，统一有争执的利益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一起发挥作用，仅仅为促成谈判需要付出多少辛劳，要是开始的谈判在变化多端的战争风云中持续下去，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和会呢和缔结的一些国际政治核心概念，比如主权原则一直被引用，这个和会上就定出了这个“superanus”，我们现在用英文说“sovereignty”，当时是拉丁文，它开启了一个解决争端的先例。我们一起来看看荷兰画家创作的油画，这个油画就是当时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时候一个场面，正面展现的其实都是新教徒。你看油画家给他们刻画的都是阳光灿烂，脸都是很亮的。那么背对画面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派的使者，基本都是背景，但是穿着上就是不一样，当时的时尚。另外我也讲画家、艺术家，那时候因为没有照片，就靠艺术家和画家来留下这些历史场景或者大的历史场景。这个原画藏在现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在合约的背后其实有上百年的思想准备，但是还要考虑到不单是思想准备，当时欧洲是很分散的，大家交流的时候很多是方言，那打仗的这么多的、具体的一个公国、小国，他们怎么交流的？我觉得考察语言的功能，另外就看拉丁文怎么是一个官方层次上，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细节，我们将来做区域国别研究，我们要了解历史、要了解文化，我觉得我们对中国人来讲、对中国年轻人来讲，有无数的题目可以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探索了建立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们被沿用了下来。但是和会以后欧洲还是战争不断，召开新的和会，订立新的合约努力也不断，国际关系也逐渐成为一个学科，核心就是研究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到了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永久和平论》，提出缔结合约、裁减军备、互相尊重权利。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更伟大，尽管如此，如今还沉睡着的道德禀赋，在地理知识、航海技术和市场拓展的多重因素影响推动下，欧洲列强向全世界扩张。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都是策源地，但全世界都被卷了进来，“被”我这说的是“被”字，在几千年形成底色为多元文明的世界舞台上，国际关系的秩序问题，它不再是个理论问题，有思想家去思考，但是更多的是在被欧洲卷进来，就是世界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被欧洲影响到，而且很多是被武力影响到。全世界的或者全人类的景象就变得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重要、有层次。大多数国家其实在一个这个途径里边，是在最底层的，中国就是个例子。
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不在于旧的、自身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一下子就被抛到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也没有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所以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与内外、向西方学习先进和抵制西方影响长久的矛盾的共存于中国人的心中，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底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但是在心灵深处却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平等的。但是一些基本原则、国际关系，比如说“sovereignty”（主权）等等这些现代、近现代的意识，中国有智慧的领导人们都借用过来，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背后确实有非常丰富的中国精神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的积淀。比如说关于和平的思想，杜甫的诗句“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的对外、以身为范的领导工作，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领导人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人格魅力是中华文明星河灿烂、穿越千年的当代光照凝聚，这种对世事的洞察、对人心的通透理解，我想这可以理解成一种康德讲的“道德禀赋的中国表达”。我记得我有幸是1962年到北大来读书的，当时我觉得确实有机遇，三次近距离接触周恩来总理。我记得他有一个故事就是在50年代，他带团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在会上他当然受到了亚非很多领导人，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的支持。得到这些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友情以后，团里边一些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就特开心，总理很认真也很严肃地跟他们讲，大家还要清醒，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开会，他有政治的敏锐，他就说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大家对我们对新中国还是不了解的，他们与其说是怕美国，还不如说是怕我们，这个估计我认为是真是大智慧，但是知道心里有数，同时还要去做工作的。你看周恩来他的亲和，是中国那种谦谦君子的样子，中国文化这很了不起。我觉得这种表达，那植根在深厚的中国文明的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提的都是智慧，它接得上现代秩序的发展，也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所以我们要做新的贡献者。
这又是一位周恩来之后的了不起的外交家，就是钱其琛副总理，他2003年到北京大学做了五年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我担任副院长，有很多机会向这位外交前辈学习，他的《外交十记》是他的回忆录，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我在最近见到现在回来、离任的我们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崔天凯告诉我他也参加了这个写作。这个应该讲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里边尤其是钱副总理提过，“我们要对外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而且他还引用了苏轼的《留侯论》，里边有一番议论，讲的大概意思是我们的志向是很高远的，我们要重新思考西汉的张良，我们应当比2000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中国文化几千年孕育的是一种胸怀，确实是一种大胸怀，另外也积累了很多的智慧，当代我们要看怎么继承。
回到国际关系秩序建立的这个话题上，我们要想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悄然出现了一个运动，就是所有国家在西方当代的压力之下开始求变图存，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发展自己，追赶西方。20世纪世界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此。在今天古文明的核心区，比如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等，都在想怎么我们要实现一种现代化，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可能是一种文明的回归，文明的回归意味着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冲击的那些古代文明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追求现代化，并且在现代化当中改造自己。我们要有文化定力，也要有全局眼光。
希望在青年身上。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和青年学生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参观、座谈，和学生座谈和教师座谈，我参加了全过程。他在整个了解考察情况，考察完了以后，他有一个讲话这个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我只是引用它里面讲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目标前进。”我印象是非常深的，我想从当前来说，都是青年学生。厦门大学也好、北京大学也好，中国的大学生真的是任重道远。近来的大学生都是2000后出生的年轻人，在国际上有个流行的说法被称之为“Z世代”。这一代人的特点，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比较小，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是在当下，因为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因素也来干扰，国际关系当中出现了新的复杂局面。网络大数据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既方便了人们的交流，也给人的认知带来了大挑战。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信息不能代替记知识，知识也不能代替智慧。相对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发展，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和发展只有不到四百年的轨迹，国际关系史提供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如何从现实当中找灵感，身边又有哪些生动的故事，让我们继续努力观察历史和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宏观场景，并寻找精神天空中的闪烁星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