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
（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心执行负责人）
站在厦门大学外文学科新百年发展的节点，我们刚刚于2023年4月8日成立了厦门大学文明交流互建研究中心，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在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愿景和我们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任务的一些思考。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叫“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建而丰富。”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的3月15号的全球政党大会上，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全球文明倡议，在我看来这样的文明交流观体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多样性、平等性。因为多样从而交流，因为平等交流，所以包容互鉴，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中外的融通。以他者为眼，以他者为鉴。在此意义上形成的共同体是宽泛意义下的共同体的概念。这也是我们经由文明交流互建、经由国别区域研究形成思想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非常重要的、可以大大地挖掘它的潜力的土壤。如何以共同体的意识应对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我想这是全球文明倡议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思考层面上，我们对于文明交流互建中的区域国别研究任务有这样的考虑：什么是驱动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来驱动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以国别区域研究来驱动文明交流互建？何为因果？我想借用我们中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里面的三句话来区分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如果说“各美其美”是文明交流互建的第一个层面的话，那么我们的驱动性的任务可能是实现比较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共性、特点，我们可以在各美其美的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再进而文明之间有交织、有互动、有接触、有融通。“美美与共”的维度更多关心的是我们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融通。及至到“天下大同”的维度，我们关心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共同体。今天的世界有多元文化，而这些文化都处于交织之中，那么如何形成所谓的多元文化共同体？这不仅是理论的观念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共同体。如果从宽泛意义上的实践共同体的角度来探讨的话，我想我们去考虑文明交流互鉴载体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什么是共同体，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共同体和我们如何促进什么样的共同体的问题。这里面也有几个维度，我觉得是可以从今天的文化走出去、文化传播、讲故事，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再区分的纵向维度、横向维度以及多元维度。
举几个例子，人的传播是走出去的人为载体，移民就是走出去的人，经过走出去的移民而传播的文化文明的符号和现象，这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载体。第二种载体是语言的接触、文化的接触、走出去的文化符号的载体，经过语言也同时成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第三，跨文化记忆的形成、传播与重构，也许是我们在讨论文明交流互鉴载体、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的框架下，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我举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从欧亚海轮上的华人水手登陆汉堡港至今，我们看华人在德国的有规模移民，至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在柏林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公派留学生。目前的大部分的德华人是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新移民群体。从各美其美维度的比较研究层面来讲，我们提炼一下德国华人的移民特点，实际上它有几个很鲜明的特点，第一就是华人形象的一个变迁；第二是语言文化经由华人移民传播给当地留下的烙印；第三个是华人的群体发展到今天，在中外人文交流以及文化载体与祖籍文化之间与客居文化之间的纽带桥梁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德国的华人移民群体呈现出独有的技术移民（包括留学生移民）和非技术移民群体的二元平行发展趋势；中国的留德学人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交流的黄金期，在两国人文交流史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都扮演的重要的开拓者的角色，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塑造了在德华人的整体形象，也成为了中德民间交往的重要桥梁。今天我们在纪念厦大外文成立百年，我们百年前的首任系主任周辨明就是一位最早的留德学人，他1928年到汉堡大学留学，1931年拿到语言学博士，是最早的一批拿到德国语言学博士的华人。历史上的厦大留德师资还有林语堂，还有我们的曾任校长王亚南，这些都是留德的后来发展成中国民间交往、人文交往重要桥梁的人士。1921年到建校以后到1949年之前，厦大在短短的20多年里面，有据可查的在校史的文献里面能够查到的、有留德背景的学人和德籍的教职员工就有27人之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100多年前的时代，这个数字是如何的难能可贵。曾经在我们厦大外文德语从事德语教学和德国希腊哲学教育的还有一位德籍的教授叫艾锷风。他有一本书叫《刺桐双塔》，留下了对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塔的宝贵影像记录。
我以语言为例说明文化对外传播的第二个载体。我们今天在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不远处来讨论中西方文化文明互鉴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你对语言的接触的了解，实际上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文化现象以及背后的一些价值观的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去观察目前绝大部分现代欧洲语言中“茶”一词的发音，我们就会看到它非常深刻的受到了闽南方言的影响，以至于有一些欧洲国家的词典，或者说语言学的研究非常明确的把它认定为厦门方言的影响。“Tee”这个词来源于闽南语中的“茶”的发音，这一语言佐证现象与西方采购中国茶叶的地点转向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前我们能找到的比较早的、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葡语著作叫作《中国茶饮录》，成熟于1560年。后来影响力比较大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欧洲人知道中国、了解中国、进而向往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玛窦在明万历十年乘船抵达澳门之后曾经长居广东，到了1601年差不多20年以后才应诏入京，到了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在晚年的著作《中国札记》中专门向欧洲人介绍了茶树这样的一个植物和中国的饮茶文化。里面有一些中文化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时代的版本中，茶还不叫“Tea”。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意大利语里面对于茶的一个表述，它的发音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今天普通话中、也比较接近于广东话中的“茶”的发音。明朝实施海禁政策，广州港是唯一开放的港口，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必须从广州港进入大陆地区，广东省内只允许葡萄牙人一年举行两次集市，每次为期两个月，所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当时接触中国的茶文化的渠道都是在广东，这也塑造了他们对于这个语言文化现象以及背后的语言符号的使用。直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转而从福建采购茶叶，所以闽南方言影响下的茶的文化语言符号走了出去，影响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欧洲语言。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茶”这个词在欧洲语言中留下了烙印，还进而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外来词在本土化完成以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外来词，它已经变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在有一些地区甚至兴起了一些拓展性的文化，跟荷兰接壤的一个德意志地区叫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它的茶文化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特点，饮用时加入奶油，放的时间和数量都有一些讲究。东弗里斯兰的茶文化在2016年的时候被收录到了德国的联邦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德语和其他的欧洲语言中也有大量以茶为基础的衍生词和衍生的文化概念，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文化载体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例子。
接下来，我想把我们的思考从刚才的思维层面稍微提升到行动层面，我们有了比较研究、文明交流互通研究，形成文明交流跨文化记忆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到底在行动层面中，到底意味着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在各美其美的维度里，我们可以基于国别区域的特定或者历史的问题，追溯独有文化记忆，尊重彼此。首先实现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探讨在美美与共维度里，我们可以做什么？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交织的世界，基于交织的现状，我们去解构叙事体系话语体系的交织性，我们可以提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多学科、多视角、多体系解决方案，追溯“共有的”文化记忆，这里跟“独有的”文化记忆有一个显性的差异，从而促进文化的交织。文化的交织绝不是坏事，它一定是和文明交流互鉴共生共存。最后到了天下大同维度，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星辰大海，我们要参与构建动态的认同共同体，从而建构文化记忆共同体。
如果说跨文化记忆是一种交织场域下形成的记忆，那么这种记忆也许对于我们构建人类共同的跨文化记忆，从而促进为人类谋大同这个事情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的话，我想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待我们的跨文化记忆，我们的历史可以认为是在客观发生的历史之外，它有记录的过程、有传播的过程、更有建构的过程。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和过程，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都是记录历史、传播历史、建构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必经通道。既然是这样，它就一定会作为我们区域国别史研究的底色，或者说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底色，既具有传承功能，它总是处于动态的建构当中，并且有双向的转化的可能性。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转化为社会记忆，它会形成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在跨文化的语境中，通过互动生成的文化记忆，当你接收到这些文化符号，当你内化成你心中的一些未解或者是已解的问题，当你对应你心中某一些已经存在的观点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激活已有的文化记忆，并在生成新的文化记忆。我们看待他者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他者中的他者和进而影射到我们自我对他者的这种看法，都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路径。无论是单方的记忆还是共同记忆，跨文化记忆都是交织的产物，具有文化间性的特点。换言之，这些交织的产物都是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记忆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实现的共同体、习得的共同体、传递的共同体、传承的共同体、继承的共同体，个体和群体的跨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显性的双向研究。跨文化记忆总是处于可建构、可追溯和可传承的过程当中。
最后，文明交流互建是今天我们在外语学科或者说人文历史以语言文化为导向为研究重点的一些学科和学术团体，进行国别区域研究任务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以及区域国别怎么样去实现、实施我们的思考重要的一个使命。交织是世界文化、文明交流的历史，也是现状，更是可预见的未来。交织的共同体，既已是文化文明交流溯往开来的土壤，也是行稳致远的源头活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的交织是多元的交织，不仅是学科的交织、理论的交织、视点的交织，也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交织，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可以说互为因果，相互具有紧密联系的纽带。区域国别研究中差异性和共性同样存在交织，这种交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共同体。以共同体意识推动共同愿景，刚才说了一些跨文化记忆的一些初步的思考，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善用这种跨文化记忆蕴藏的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互通互鉴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在实践中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共同的愿景源于共同记忆，共同的行动又基于共同愿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用各位专家学者都用了一个有各自的视角，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方面，谈到了怎么样以问题为导向，我想这个其实在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突破所谓区域国别的学科束缚性边界，形成一种或者说激活已有的共同体，不管是人、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构建和发展新的共同体，我们共同的一个出发点和我们共同的愿景。但愿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强调共同关切，形成共同讨论，构筑共同愿景，把握人类共同的命运，真正得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星辰大海上，做出我们应有的外文的贡献，我想这是我们最想表达的一个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