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尼 (Federico Masini) 教授，意大利罗马大学前副校长
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一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题目：早期的传教士，主要是来自欧洲早期的传教士，他们怎么看待汉语？我们都知道，量词可以分为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是度量衡单位，我们把它们叫作“measure word”，计算东西的长度、重量、容量的单位：米、克、升等等，还有一般的量词，个体事物单位：个、只、条、件等等；还有集体事物单位：对、双、套。现在我们把量词作为一个词类，有名词有动词，不过这是一个现代语法学家分类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要探讨主要的是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中国学者何时认定这个语法词类的范畴？这个范畴是什么时候被认定的？第二个是中国学者何时最初编辑了量词的词单并描写了量词的用法？量词问题作为一个词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为西方语言基本上没有同样的一个词类，虽然单独也会有一些量词，但主要没有跟汉语还有别的亚洲的一些语言，日语、越南语同样的范畴。所以按照规律利用的量词主要是名词之后和代词之后用量词。我们就知道最早的有相似的量词的语法学家就是《马氏文通》（马建忠著），我们都知道这是第一位中国学者编辑的所谓的汉语的语法书，当时叫文通。马氏把量词叫作“别称”，并把它们放在形容词里，把它们当做一个形容词的一个部分。到了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里，第一次建立了量词这个名称，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黎锦熙第一个把量词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词类，也列在名词类当中。到了1957年，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一书里把量词改成了单位名词。丁声树是解放后60年代，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书里肯定了“量词”这个名称，并当做一个独立的词类。所以我们就看到从1924年黎锦熙先生第一个拟定了“量词”的说法，之后王力没有赞成，丁声树、朱德熙利用了量词之后，很多语法学家就把这个名称继续下去。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也把量词列为体词的一种。我们由此就知道了目前现代汉语语法学家的情况，中国学者没有比马建忠更早得注意到量词的，清末之前没有编辑了这种词类的词表。
我们开始看看，早期的西方传教士有没有注意到了量词用法和特征？我的发现有这些：一个是Martino Martini（卫匡国）1652年的《汉语文法》一书，那本书原来是用拉丁文写的，《汉语文法》是我们以后给他编写的，所以没有这个名称。之后有Basilio Brollo da Gemona，他编了两部词典：一个出版于1694年，一个是1699年的手稿从来没有出版过。我们正在有一个项目把它们定期来出版。然后有Francisco Varo 写于1703年的《官话文典》，这本书是最早在国内印刷出版的语法书。还有非常有名的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通用汉言之法》，作者是Robert Morrison。我们看到，这些传教士是也都隶属不同的教会。卫匡国是耶稣会传教士，Basilio不是耶稣会传教士，当然 Francisco Varo属于多明我会，Robert Morison是新教的，他们这几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外国人，有这个目的要学习汉语、要了解汉语。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要掌握汉语，为了宣传自己是最理想的传教者，所以他们的动机非常强，我们要学习汉语，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同事们、同会们学习汉语，我们要给他们弄一些工具书。他们编了哪些工具书？我简单地列举一下，根据卫匡国的手稿本，这里有一句话“De Numeris eorumq particulis quas numericas vocabo”，他提到了量词，这是在1652年。这个名单（量词单）是被印刷出来的，其中可以看到“一件、一盏、一张”，“一张”是可以用于“纸”的，一张纸，所以你提到张、纸，这几个数你必须有“一张”。就这么说：一张纸、一张桌子、一张椅子等等，还有“一只”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概念很清楚，他怎么发现的这个概念？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要学习汉语，没有手里没有什么工具书，现在我们的学生什么都有。当时的400年前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学过汉语的，那时代没有字典、没有语法书，什么都没有。他就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范畴来探讨，来研究汉语，之后是另外一个传教士Basilio Brollo da Gemona，他在1694年编辑了第一本书，封面可以看到“汉字西译”字样，但是“西译”怎么用西文翻译汉字？Dictinarium Sinico Latinum这个字典有很多手稿本，这个是我们认为可能是最早的，我们正在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页：一、丁、七、万、丈、三、上、下、不。我们可以看到按照部首编辑的里边有6000多个汉字，每一个汉字下边有拼音。当时的拼音、发音，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拼音方案，旁边有解释和例句，里边的用拉丁文写的也有一句在最右边的也有同义词，比如“上”也有“登”“升”；“不”也有“非”。所以里边的也还有简体字 ，你们可以看到“万”当时它主要的简体字是我们现在以为的繁体字的“萬”。所以这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研讨当时的写法和汉字，这个是封面。书的最后一部分也有六个附录。第三个附录Particula Numerales就是量词，1694年这个词典跟我们现在的概念的词典一样的，因为词典是按照西方的范畴来编辑，所以也有词、也有拼音发音、也有意义、有例句，还有附录。附录中的一个叫Particula Numerales的部分可以看到“餐、层、节、颗、座、科、张、只”等等，所以里面就可以看到旁边哪些植物可以用这些量词，（第三附录）第一页、第二页也有位、下、口、句等等，到最后一个是“衆”（众），所以这些量词一共是五、六页。然后他这个人又编辑了一部词典，还有我们现在怀疑是他自己编的，还是别人利用他留下来的一些资料所编辑的词典，这个词典是Dictinarium Sinico Latinum，不过这个词典很宝贵，因为不是按照部首编的，而是按拼音方案编的，所以第一个字是“查”，按照拼音顺序编的。这个词典是1699年编的，有九个附录，第六个附录是“数目异节”量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基本上跟上个资料一样，也有一大堆量词在用，也有多也有少，这是第三个手稿。第四个是Francisco Varo的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是1703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已经再版的。South Coblin在2000年把它译成英语，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张”“两层楼”，这个词典里也有很清楚的量词概念，是他们当中抄别人的，这个我们不好说，但例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些传教士个别利用别的传教士（比他早期的传教士）的资料，这我们可以肯定了。不过当然承认他利用了别人的资料，这是另外一件事，反正量词这个概念也很清楚。所以他知道了也有“把”“位”等等。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字典，这是 Robert Morrison在 1815出版的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这个当然就变成了第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这个Morrison是新教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从广州登陆。这本字典里边他研究汉语的语法也用了这个概念，列出来将近100个量词，这些量词当初我挑选了一个例句：“一尾鱼”（the numeral of fish）。我们由此知道在1815年，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鱼”要用的量词是“尾”，对别人说：买一尾新鲜鱼。（I’ll bought A fresh fish.）现在也有人说“一条鱼”，所以我们从这个句式就可以知道，当时1815年正规的量词是“尾”，只不过也有人开始用“一条鱼”。对断定一个量词的持续和改变，这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资料是原来西方研究中国语言的原始资料。我觉得它们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很适合今天会议的宗旨，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西方早期的学者，怎么看待汉语来帮助国内的学者，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信息，将国内和国外的产生的一些知识融合在一起，更好了解有关汉语在西方传播的情况。